新中国成立以来，中国进行了多次大规模的“严打”（严厉打击刑事犯罪）行动，这些行动一般在社会治安问题突出的背景下进行，旨在震慑犯罪分子、遏制犯罪高发势头。以下是几次主要的“严打”行动及其背景：
1. 1983-1986年：第一次严打
背景：
改革开放初期，社会经济迅速发展，但随之出现了严重的社会治安问题，如抢劫、盗窃、流氓犯罪和黑社会活动等。
社会秩序不稳定，人民群众对治安问题反映强烈，中央决心通过强力手段整顿治安。
特点：
强调“从重从快”处理刑事案件。
动员全国范围的司法机关，集中打击严重暴力犯罪和危害社会秩序的活动。
这次严打行动在短期内遏制了刑事犯罪高发态势，但也存在“扩大化”倾向。
2. 1996年：第二次严打
背景：
1990年代，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，城市化进程加快，但城乡治安状况恶化，尤其是“两抢一盗”（抢劫、抢夺、盗窃）和暴力犯罪显著上升。
一些地方出现黑社会性质组织，严重威胁社会秩序。
特点：
集中打击暴力犯罪、黑社会性质组织和严重经济犯罪。
特别强调依法从重处理重大犯罪分子。
同时推进对地方执法队伍的整顿，防止地方保护主义干扰打击犯罪。
3. 2001-2003年：第三次严打
背景：
进入21世纪后，中国社会治安问题复杂化，新型犯罪如毒品交易、跨境犯罪、网络犯罪迅速上升。
法律秩序相对薄弱，经济犯罪（如非法集资、金融诈骗）也日益突出。
特点：
重点打击恐怖活动、黑社会性质组织、大型暴力案件和严重经济犯罪。
与国际合作，加强跨境犯罪打击。
在程序上更加注重依法打击，减少扩大化现象。
4. 2010年以后：地方性专项严打
背景：
社会治安热点问题的区域性突出（如新疆的恐怖主义犯罪，东南沿海地区的电信诈骗）。
法治环境逐渐完善，但某些地方出现犯罪“死灰复燃”现象。
特点：
更加精确化，针对特定领域或区域的犯罪问题展开专项打击。
强化科技手段，例如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识别犯罪网络。
历次严打的影响
短期成效显著：在减少犯罪率、震慑犯罪分子、恢复社会秩序方面效果明显。
长期弊端：
部分时期的严打存在“扩大化”倾向，导致无辜者被牵连。
强调“从重从快”可能损害司法程序的公正性。